心理是人內心符號活動梳理的過程和結果，往往會反映在行爲舉止上。有的心理是正常的、好的，也有的心理卻是不好的、劣根性的。今天的中國雖然取得了很大的發展，但有些劣根心理仍然存在，不根除的話，文明將無從談起。究竟國人有哪些劣根心理呢？
中國人大都是“看戲的不怕臺高。”世上許多事，不論事好事壞，好像與自已沒有多大關係，自已只管袖手旁觀，像看戲一樣。如果事情好了，自已自然要有一份，事情要是不好了，自已也只不過是個旁觀者，與自已也沒有多大關係。最多，也就是再換個地方過活就是了。
因此，在中國，看熱鬧的多，真正能站出來仗義執言的少。就算有人出來仗義執言，也往往得不到幫助。爲什麼？因爲人們只不過是來看戲的，是旁觀者，戲中人的悲歡自然是與看戲的沒有什麼關係的。相反，如果一個旁觀者一定要去關心戲中人的生死，那便是看戲人入戲了，倒是要被別人笑話的。大多數情況下也是這樣，一個人要是看熱鬧看得看不下去，要站出來干預劇情的發展，最後不僅深陷劇情中不能自拔，還會被看戲的人們所笑。
過客心理往往導致不關心所居住地方的興衰。既然不是自已的地方，自已便也無須爲這個地方作什麼貢獻，要做的只是這個地方有什麼東西可以索取、可以利用便趕緊索取了利用了去。於是，許多不可思議的吃子孫飯的事情也便見慣不怪。
其實這也好理解，雖然吃的是子孫飯，但既然沒有打算長住下去，吃的也便是別人的子孫飯，不干我的子孫飯事。有個人說過，“我死之後，哪管洪水滔天”。所以某些人一當官就拚命刮地皮，颳得寸草不生。爲什麼那麼狠呢？因爲他的子孫是不會在這裏長住的。他們不是已到大城市安居，就是已安排到國外留學，到時候憑着刮的地皮錢，自然是地球哪個地方好過就到哪裏，在一個地方刮地皮颳得再厲害有什麼關係？
"官大一級壓死人"。在中國，官位主宰了國民的一切，經過幾千年的沉澱，反映到國民的心理上，就是唯官位馬首是瞻的官位心理。判斷一個人的言行是否正確，不是到實踐中去檢驗其是否符合實際情況，而是看其言行官方認可的程度如何。只要是官員，哪怕是不入流的樓道長呢，也常常能斷是非。當然，官員的話其"正確"程度要看其官位大小而定。
在科長面前，處長的話就是真理。在處長面前，廳長的話就是真理。但廳長的話再正確，遇到了省部長，廳長的話也只能被忽略了。也有例外的時候。比如省長的祕書，他的級別肯定低於副省長吧，但他的話常常又比副省長正確。這是爲什麼呢？這是因爲他不是他自已，而是代表了省長。這時，由於他的話可能就是省長的意思，副省長哪怕官位比他高，但說的話也只好暫時作罷了。
狗是以活着爲最高目的的，爲了活着而活着。只要能活着，狗們不怕付出任何代價，也可以不要活着的質量，只要活着，怎麼樣都行。因此，狗有一個最怕嗜好，那就是吃屎。屎雖然臭，卻能讓狗活着，雖然這活得實在低賤，實在不值，那又有什麼關係呢？只要活着，即使是一隻喪家狗吧，也總有闊起來的可能的。
雖然在口頭上，中國人對狗的生活態度很不屑，甚至把很多沒有質量的活着不屑一顧地貶斥爲“蠅營狗苟”，但很多中國人，卻是很熟練地掌握着狗苟的技巧，一有機會，就狗苟起來。比如說，有的人被人撞了，撞人者逃跑了，幸好遇到了好心人，被送到了醫院。按理說，這個人該好好感謝一下這位好心人了。但撞人者跑了，不僅感謝好心人的費用無法落實，就是這醫療費也沒着落了。怎麼辦呢？抓不到撞人者，救人者不在這裏嗎？那就讓救人者救人救到底吧，指這救人者就是撞人者，要他負擔一切。憑着中國人的聰明，理由是好找的：不是你撞的，你幹嘛救我啊？天下哪有這樣的好人啊？雖然良心是沒有了，但到底解決了醫療費用，也算運氣不壞。類似這樣的事多呢！只要對自己有利，能讓自已過得好，管他什麼道德啊、良心啊，可勁地造吧！
中國人很聰明，老想着吃水不用挖井的好事。凡事不出頭，等別人造出規模來，跟着別人跑就是。爲什麼呢？因爲走在前面總是有風險的。不是“槍打出頭鳥”嘛，不是“出頭的椽子先爛”嗎？爲了不被槍打，不先爛掉，便都爭着做縮頭烏龜。
對於出頭的人他們有兩種態度。如果出頭失敗了，被抓起來了，甚至要砍頭了，這縮頭烏龜們便得意起來：你看，我說吧，沒有好結果吧？想方設法證明自己的先見之明。得到砍頭的時候，還可以去瞧瞧熱鬧，不僅得到了一場免費的娛樂，還多了向別人炫耀的資本。要是出頭的成功了，這縮頭烏龜又會爭着去表忠心了，並準備好了斥責別人當縮頭烏龜的說詞，以此表明自已其實也具有出頭的勇氣與智慧。
在不少國人心目中，所謂法律呀、道德呀、規矩呀，彷彿都是爲別人設定的，自已總是一個例外。有了什麼好事，自已可以例外得到，有了什麼壞事，自已又可以逃避懲罰。爲了證明例外的合理性，這些希望享受例外的國人總會找出種種理由，雖然這些理由未免牽強甚至荒唐，但也足以支持這些人坦然地享受着這些例外。
劉邦只不過是一個無賴，一旦奪得天下，便要尋找自已理當作皇帝的理由。因爲皇帝與普通人總是不一樣的。過去刑不上大夫，作爲皇帝，自然可以有很多例外之處。那麼有什麼例外的理由呢？後來終於發現，劉邦乃上天之子，是斬白蛇的赤帝。於是老百姓便恍然大悟。劉邦這天下便坐得安穩。在一般國人心中，對這種例外似乎也很認可。承認例外存在的合理性，便也給自已以後的例外留下了方便。雖然不能例外地做皇帝，但例外地開開後門總是可以。即使犯了法，只要有人罩着，便可來個其罪當誅，其情可免了。在這種心理下，例外便滲透在國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個細節中，不管什麼規矩、法律、道德，總會有人在約束之外。再大的罪，總也可以法外開恩。不存在開不開得了，就看你是否具有足夠例外的資格與關係。
魯迅先生說過，中國人有一種做奴隸的慣性心理。雖然現在講民主，但在國民心底深處，從來就不認爲世上的人都是平等的。在他們看來，取得尊嚴的方法不是爭取民主，而是怎樣從較低的等級走到較高的等級。因此，一旦取得了一點地位，見到自認爲比自已低等的人，他總會不由得擺出一幅主子的姿態，彷彿別人的生死，就全靠他的賞賜。然而，一旦遇到了他自認爲高貴的人們，他的膝蓋便陡然失去了支撐的力量，要不由自主地彎下去，那臉上便也陡然集聚了花一般的笑容。
當然這笑容的多少，要看主子的地位高低。只是這張臉對人的記憶，更多地是依靠腦子對地位的判斷，對主子的面孔也沒有什麼太好的印象。同一個主子，一旦他從臺上到了臺下，那笑臉便也會陡然減少至沒有。之所以這樣做，也是歷史經驗的積累。中國有句成語叫殺雞儆猴。中國歷史上，許多不願做奴才的，都被無情地“咔嚓”掉了。“咔嚓”得多了，人們的奴性心理便習慣成自然了。
許多國人看一個人是高是低，與他的品德沒有什麼關係。品德這些人性中最重要的東西，至多隻是勝利者的花環上的裝飾品，決定不了人的褒貶的。正因爲只看重結果，不看重過程，對一個人過早下結論便很難。那麼，等到什麼時候可以下結論呢？那只有等到他死了，一切都會有個結果。所以要蓋棺論定。也就是說，即使死掉，棺材還沒蓋蓋，就還不能下結論，他就有還要死灰復燃的可能。
既然結果如何決定了世人的評價，爲了打得贏，便可以不擇手段。於是在中國歷史上，常見誰最流氓、誰最無恥，誰就可能贏得勝利。雖然贏得不光彩，但只要贏了，世人便不會過多地責備他，因爲他是勝利者。那些有些仁義之心的人，不僅其仁義之心會被流氓的人所利用，而且還要被世人嘲笑這種仁義爲婦人之仁。大約，一個男人像婦人一樣仁義，便是最沒出息了。宋桓公就是不忍心對楚軍半渡而擊之，最後才兵敗致死。項羽本來也可以挾持劉邦的父親而制他，哪知道劉邦一點都不心疼，最後說二人既然結義，我父即是你父，讓項羽真地動了心，不敢把劉邦的老頭子怎麼樣，對劉邦也有些無可奈何了。相反地，那些耍得了流氓的，不僅治得對手一楞一楞的，在歷史上還要留下善於“將將”的美名來。
雖然古人也有人指出，“其言者甘，其心必苦”。但中國人心裏，仍然樂於聽好話，說好話。就像魯迅說的，小孩子週歲吧，賀喜的人都要說什麼長命百歲、富貴吉祥，雖然明知道是沒有根據的胡說，但也是說的人喜歡，聽的人高興。要是有人說“這小孩將來要死的”，雖然這是一句大實話，但所有的人都不會願意聽，說話的人便要吃別人的冷臉。
人在從猿變化的過程中，之所以要講話，是因爲心裏要表達自已的意思。但中國人進化得太快，說話就不僅僅是表達自已的意思，有時還要表達別人的意願，甚至就是一部演奏的機器，只爲博得對方的好感。表達自已的意思得說實話，中國人這種功能已逐漸褪化，常常只在私下裏說，有時甚至一個人生下來，就可以不說一句實話的也有。而說好話，倒是隨處可見。這些話，經過幾千年的不斷提煉，已是約定俗成，系統成套，已完全偏離了這些語言原來表情達意的功能。就好比天亮前公雞要叫，晚上來人狗要吠一樣，已經完全脫離了其語言系統的功能。不諳中國文化的人要是對這些話認起真來，肯定會貽笑大方的。
懷舊，如果僅僅只是限於對老朋友、老同學的情感，倒也充滿溫馨。但是中國人的懷舊可不僅僅是這些，而是將懷舊延伸到生活的各個領域，表現爲對一切新的東西的排斥。這種懷舊，從經濟意義角度來講，也有一定的道理在。不管什麼東西，儘管其舊，但因爲運行已久，便也少了諸多風險，對於其運行的管理，也是駕輕就熟，比弄一個新的系統確實也省事得多。從另外一個層面講，一套舊的系統，一旦運行久了，便也有諸多的利益階層附着這舊的系統生存，要拋棄舊的，勢必也牽一髮而動全身，令許多既得利益者不快，也是費事過甚。在這一種懷舊心理下，新的東西要出來，總會面臨着無情的打壓。
於是，在中國歷史上，改革便往往充滿了極大的風險，如商鞅被車裂了，譚嗣同是被砍頭了，王安石生在不殺大臣的宋朝，沒有因改革而死，但最終也被免了官。也許正因爲懷舊，不願丟棄舊的，新的便也生長得慢，以歷史悠久著稱的古老中國，便猶顯得蒼老而步履蹣跚，難以活潑起來，新鮮起來，缺乏一種旺盛的生機與活力。如果一定要這樣老態龍鍾，最終不是死掉，也似乎沒有別的出路。
